韩浩月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大被分拆，自此创办于1919年拥有33年校史的燕京大学成为历史名词，后来有关燕大的回忆文章，许多都使用了“消失的燕京大学”的说法，燕京大学真的消失了吗？在读完陈远著《燕京大学1919—1952》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燕京大学仍然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
　　
    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接纳了分拆后学系的北大、清华、民族大学、政法大学等，不同程度地传承了燕大的精神与文化，更是因为作为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存在，燕大的名字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磨损而黯然，反而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许多大学生看不起母校的今天，有着熠熠闪光的示范效应。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他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燕京大学？”整个阅读过程也成了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从最狭义的角度理解，美国教会当时在中国创办多所教会学校，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让基督教在中国落地生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也可以偏激地理解为“信仰侵略”，在整个燕大从筹建到壮大再到被分解的过程中，“信仰侵略”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谁出钱办学”成了大学的原罪。然而，用今天开放的眼光看，“谁出钱办学”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要办一所怎么样的学校。
　　
     校园与学子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热爱母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信仰。《燕京大学1919—1952》描述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这三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的艰难，大家都希望新学校名字能有原校名出现，甚至为此不惜“大吵三天三夜”，有学生要以焚烧毕业证书来进行抗议，他们如此热爱母校，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之于年轻学子而言，融合了学习知识、寄予理想、提升精神、刷新生命等诸多功能。创办者的辛劳自不必说，但只有被学子用赤诚之心来守护的大学，才是一所优秀大学的根本。
　　
    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也是最重要一位校长的司徒雷登，在创办、发展和保护燕京大学方面，付出了呕心沥血般的努力。他的最可敬之处，不在于向美国老太太（教会资金主要捐赠者）伸手要办学经费，也不是巧妙周旋于政坛人士、社会名流中间为燕大保驾护航，而是利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策略，更改了教会办学的主旨，把燕大带向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现代大学之路，这句校训每个字都能在教会那里找到渊源，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是每个公民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司徒雷登热爱燕京大学，一方面是出于情感投入良多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他对大学有着超越国别、政治、文化的认知，他办学的动力也许用四个最简单的字就能形容，这四个字即“教书育人”。花高薪请名教授，以中国古建筑风格建设教室、宿舍，如鸟筑巢般地让燕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若非有涓涓不断的热爱来支撑，会无力完成。当时落后的中国，对于学生教育举国上下都有强烈热情，军阀陈树藩把北京居所勺园送予（一说低价卖出）给燕京大学当校址，也是看中了燕大的“品牌号召力”，弱国更要重教育，连军阀都有此觉悟，可见当时办学承载了多大的民族复兴愿望。
　　
    司徒雷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想办一所中国大学，至于燕大的西方渊源，他觉得只有谈到历史时才有必要提到。燕大之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两次冲击下仍能安然无恙，和司徒雷登对待燕大的诚实态度有很大关系，当燕大壮大时，已不是他一个人、一个教会的燕大，而是中国人的燕大。最后燕大还是因为另一性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被分拆，这是拘于当时历史局限的无奈结果，后来有声音呼唤“恢复燕大”，也只能当作对燕大的一种怀念来看待了。
　　
    《燕京大学1919—1952》是一本通过采访燕大校友以及研究史实资料而写出的读物，文字客观冷静，但读时仍偶有激动之感，这激动有些来自本书始终如一的历史观：摒弃各种外在杂音，坚持对大学精神进行纯粹的还原。有些则来自对照现实后产生的失落情绪，为什么现在的校长、教授和学生，对大学的看法变得如此功利？他们对大学的热爱为何不再那么纯粹，大学为何又沦落成了求职跳板甚至复杂社会的浓缩地？对旧日大学的怀念潮，这些年集结出许多让人感慨的著作，阅读它们，方能真正了解大学的含义。（刊于8月9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