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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朋友出版了一本北漂题材的小说，寄了过来，拿在手上读，读着读着，有些失神。失神是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北漂了，也不觉得自己属于哪里，要去哪儿也未知未定。
北漂题材其实挺难写的，这么多年了，也没出现一部影响很大的文艺作品。二十年前有部电视剧《打工妹》火遍全国，但那是讲南漂的故事。北京那么多电影导演扎堆，但拍片的时候，多还是把镜头对准他们逃离了的故乡，极少有拍他们正在生活着的北京。
北京的文化氛围，有包容的一面，但这不意味着，外省文化能给它带来丝毫撼动，北京文化的强大与韧性，使得无论那些在北京展示出多优秀创作才华的人，也没法产生去碰撞的念头。
向来如此。沈从文作为最早的北漂，他1923年的深秋走出北京火车站的时候说了句“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位“征服者”碰壁碰得鼻青脸肿，后来也是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帮助下才走出窘境。
1978年考进北大的刘震云，在北京住了42年，结识了王朔、冯小刚等京味文化代表人物并有着亲密的合作，但想到他就会浮现他那张标志的河南面孔、河南口音，想起《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河南故事。
以前的北京，是老舍、王朔、史铁生、王小波的北京，但这一二十年来，北京仿佛也不是他们的北京了，胡同的拆除，老北京人的迁出，还有文学的凋敝，使得北京的文化变得不再那么具体了……这样的背景下，北漂的存在感自然会更弱一些。
早些年北漂的名号之所以能喊响，在于先期到京的一批外地人，给北漂这两个字注入了一些文化想象和浪漫主义。“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汪峰在他那首北漂之歌《北京北京》里，就有着充分的体现。在这个很是文艺的想象中，住地下室、吃泡面、被查暂住证等，也仿佛有了别样的意义，当一名北漂成为文化名人或者娱乐明星的时候，总是津津乐道地说起这些往事，并无愁苦意味。
画家村从圆明园附近搬到了宋庄，798从旧工厂变成房租昂贵的时尚场所，画家们有了领袖，也有了不少一夜暴富的人。在文学和音乐领域，大概也重复着这样的故事。但他们依然像个圈子，像个悬挂在北京城半空的漂亮巨型气球，脱离了北漂，不属于北京，勉强可以与国际接壤，但说到最后，总避免不了给人一种悬着的印象。
北漂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造出来的，是为了给出一个群体印象，寻求一种情感共鸣，它有着难以摆脱的悲情色彩，但人们往往又习惯把它当成励志因素。
北漂者当中哪怕成就再高，都不能给人留下掌握权力的印象。因此北漂更像是一个平等的身份，可以让所有这个身份的人拥有平等对视的可能。但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还有其他因素的冲击，北漂的集体意识也开始变得七零八落，网络的社区化又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已经少有人主动谈及北漂话题，除非出现意外事件——比如有人跳进地铁自杀，才会激发人们埋于心底的一丝惆怅。
现在的北漂更接近于一个生存概念。在北京从事什么职业、停留多久、会不会融入一个小群体等等，都变得无足轻重，坚硬的柏油路面变得更为坚硬，扎根成为一件更为奢侈的想法。只有年龄大了的人还在谈论漂，一直在漂状态的漂二代，或只有“换个地方继续生存”的想法。
天通苑、通州、燕郊，唐家岭、史各庄、皮村，这些个地名，曾因北漂而知名，但如今都逐渐变得安静、秩序井然，如果一条条跳动过于激烈的血管，逐渐恢复了舒缓。唯一不变的是北京的火车站与汽车站，这些进京或出京的窗口，还能感受到初来者的兴奋与慌张，以及离开者的失落和沮丧。（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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