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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返乡,听三叔讲了一件好玩的事:村里刘家大爷砍了我家田边种的三棵树去当了房梁,三叔与他就树的归属地问题起了争执,刘大爷说树是在他家地里长高的,三叔认为树的幼苗是在我家地里栽下的。争论的结果是,刘大爷承认树砍错了,“哪天浩月回老家要盖房了,我赔他三棵树就是”,他说。

那三棵树被栽下时,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而我离开出生的村子,也超过三十年了。刘大爷砍那三棵树的时候,明知道我这个树的继承人已经绝无可能再回,所以才有底气。但他的做法没有让我生气,反而他的话让我有些感动,因为对于过去的事情他还认。他答应未来某一天,赔我三棵树,这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承诺。在他的观念里,他的意识里,我仍然属于那个村子,村子里依然还有我的位置,只要我回到那个位置上,树还是会有的。

每年回乡,上坟是避免不了的一个仪式活动。在对待去世的亲人方面,后代们依然会表达出自己的亲疏远近。那些疼爱、照顾过自己很多的亲人,上坟时会得到更多的纸钱与其它的祭品,“好的都给你”。血缘关系远一些,或者在世时脾气大、人缘不太好的长辈,则会被敷衍了事,象征性地送上一点就算了。我的父亲属于每年上坟时,要独占一半纸钱与祭品的人,每个给他上坟的人,平辈兄弟也好,儿女、侄孙也好,都会格外“袒护”他。甚至邻近的坟前有人烧纸,也会给递过来几张。父亲离世了,但他在乡村与家族里的位置,一直都还在。

我承认这是乡村令我着迷的一个地方。那里有着属于自己的规律,在沉默而有力地运转着。县城已经高度城市化了,受城市文明与科技思潮的冲击很大,但与县城有着十几公里的农村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有让人不喜欢的死板、固执、呆滞,也有让人喜欢的人情、道理、规则。我对乡村又怕又爱,两种感情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至今难以理清眉目。《世间的陀螺》这本书的主要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

我还没来得及像梁鸿写《中国在梁庄》那样,写老贵叔、建坤婶、五奶奶……我想先写我的亲人,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多数还在老家那个地方生活。最先写了英年早逝的四叔,他身上的美好品质令我印象深刻,苦难的生活消磨掉了他的躯体与健康,但他的灵魂始终保持纯真如玉,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有一段时间在各个村庄流浪,那是他少有的自由生活,那段自由时光,是对他辛劳一生的回馈,也是对他短暂生命的美好总结。写完了四叔之后,感觉与他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在对话里,我有些明亮的念头被点燃了。

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分别写了他们的一生,在堆积的记忆里,抽出那些与我有关的片段,交织成一篇感性的文字。写固守在乡村不愿走出来的三叔,写在县城里“激烈”地活着的六叔,写村里与我当过同学的四哥,最后才有勇气写父亲、母亲。我把写好的文章发给朋友看,得到的反馈是“不敢看”,于是我知道自己触碰到了以往自己心灵深处一些不愿面对的问题。在别人看来,这些文字或许是描述了一些“亲情困境”,但对我而言,写完之后却获得了巨大的内心宁静。从祖辈到父辈再到我辈,三代人在这人世间始终都如陀螺一样奋力地、疲劳地、无奈地旋转着,我想让这枚生命当中无形存在的“陀螺”停止旋转,哪怕倾斜倒立一边。

我曾经以为故乡,是那片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其实不然,更多的时候,人们心里的故乡概念,其实是由身边的几十位上百位亲朋好友组成。你对故乡的爱与焦灼,疼痛与不舍,愤怒与挣扎,很多时候都源自这几十人上百人带给你的影响。你困惑于他们的语言迷局,挣扎于他们的情感网络,没法从自我的角度,清醒地审视与判断,因为你本身也是这旋转着的陀螺的一部分,哪怕独立了,走远了,不自觉间,仍然偶尔会有失重感、晕眩感。我想通过文字来梳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厘清与故乡之间的距离,并尝试在亲人与故乡中间,重建一种我认为可以更持久的联系。

与故乡在物理层面上的联系,是可以舍弃的,而精神层面上的联系,却是无法割舍的,哪怕有痛苦的成分,也会在某一个阶段化解,转变成一种深沉的情感。从逃离者,到批判者,再到回归者,我用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三个身份的转换。无论我在不同时期用怎样的立场与角度看故乡,故乡都始终用一种眼光打量我。电影《杰出公民》里有一句台词,“故乡,是可以把每个人都打回原形的地方”,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感觉整个人被击中。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近两年来,回乡的冲动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准备与行动。

《世间的陀螺》就是这样一本写亲人与故乡的书。我想给亲人与故乡立一个小传,它不尽完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文,力求真实的同时,肯定也会有些许的疼痛感,但我不愿意朋友们不敢读它。读完之后,有关亲人与故乡的话题,我们以后喝酒时便不用聊了,沉默就好。

为亲人与故乡立个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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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韩浩月

613篇文章 1次访问 137天前更新

作者为散文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出版有《写给大话时代的告别书》《一个人的森林》《爱如病毒,喜欢潜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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