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一个在城市打工的儿子，请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去世的迹象，儿子发出了惊天一问，“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父亲听后自杀，儿子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这是《中国青年报》有关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报道中写到的一个细节。

在新闻效应十分短命的社交媒体时代，“子催父死”只被传播了短短一两天，便被其他社会热点迅速掩埋了下去，这件事情不会被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中，它顶多是见诸于报端的一件社会新闻，不会被写进书中、写进历史。

农村对于老人自杀表现得坦然而平静，这种平静容易让人想到电影《一九四二》一些情节所刻画的民族性，不管怎样，活下去就好，“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用遗忘来避免伤痛，可在我们拥有了灯红酒绿的生活、引以为傲的高楼大厦、与世界同步的互联网络的今天，还不得不像几十年前上百年前那样，用遗忘和抛弃来保证自己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并且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有“卧冰求鲤”、“恣蚊饱血”等等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被后人整理在一起，于是有了“二十四孝”的说法，在封建社会，这些故事被当作捍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石，现代人敏锐地发现了它们的可批判性，觉得有违人性，年轻的孩子更是把它们当成玩笑。事实上，来自农耕时代的这些故事，的确在今天失去了生存土壤，30年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家庭文化，催生了大量的“孝父”“孝母”。

“子催父死”在网络论坛上引起了截然对立的争议，一种声音认为，要考虑到儿子的生存，请假超过7天被老板辞退了怎么办？在城里找份工作不容易，如果儿子还要肩负养活自己妻女的责任，那就更不容易，延伸出去，有人开始谈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的话题……以这个儿子为例，有关弱势群体的讨论被重复了一遍。

而另一种声音则觉得，失业了可以重新找工作，父亲只有一个，催促父亲自杀，不仅有违人伦，更有可能牵扯到虐待老人、家庭暴力，是一种犯罪。

“子催父死”是否具有犯罪成分？相关的社会学者、法律专家保持了一致的沉默，这个话题没能形成深度的公共讨论，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有理由怀疑，主流社会和故事发生地的农村一样，对自杀的父亲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对自私的儿子给予了宽容。

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推出了名为“反社会者”的封面故事，导读中的一句话引人深思，“有反社会行为的，并不都是反社会人格”。以这句话为镜，能映照出“子催父死”的一些真相，那位如期返回成立上班的儿子，平静地再次融入了繁忙的工作与生活，在妻子、儿女眼里，他还是那位每月按时拿工资回家的好丈夫、好父亲，对于这样一位连单位准则都会严苛遵守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有反社会人格。

但就其催促父亲快死的言行看，这的确算得上一次反社会行为。在官方言语中，犯罪分子、极端分子经常会被形容成反社会者，但带有施暴特征、易识别的反社会严重者，并不是反社会行为的全部。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认为，“对理性的忠诚遇到了威胁”是反社会行为频发的原因之一。

和暴恐分子等极端反社会行为相比，失去对理性的忠诚，是一种发生于内在的隐性背叛，旁人因无法清晰了解当事人真实的想法邪恶与否，而采取了保守、向善的态度，如果其生存环境存在“不幸”元素的话，那么舆论很愿意为其轻度的反社会行为进行辩护，让其冲破伦理底线的做法拥有一定的合理性。

和美国人对理性的忠诚遭到威胁有所不同，导致具有轻度反社会倾向的人屡见不鲜的原因在于，少数掌握公权力的人对民众进行明目张胆的欺压，贫富差距的拉大达到超出想象的不合理地步，公平公正的社会底线失守，民间的观念守恒遭到严重破坏，与作恶者经常进行横向比较，让具有反社会倾向者经常在遭受舆论审判之前，就在内心对自己进行了无罪化处理。可以想象，那位重新回归城里的儿子，在归途的火车上，内心并无沉重的负疚，反而充满了轻松。

如果催促父亲自杀的儿子，哪怕不是生活在一个人人尽孝而是一个遵循理性的环境下，他也不会发出“你到底死不死啊”这样的诘问，正是因为一种被无形创造出的环境，让他毫无压力且不用承担后果的反社会者。这样的人还有许多，自私，利己，不安、焦躁、愤怒、发泄……有的无法自控，就成了街头公交车爆炸案的制造者，有的懦弱残忍，就为晚年的父亲斟上了一杯致命的语言毒液。（首发于新华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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