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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刘心武新近出版了被命名为“二十年来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飘窗》,这部小说很容易令读者想起余华去年出版的“现实主义力作”《第七天》,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是将视线投向了底层人的生活与命运,在素材选择方面都紧跟热点,不同之处是刘心武对社会新闻的处理方式是,仍然保持了文学与现实的必要距离。

 

作为书名,“飘窗”是一个用意明显的意象,主人公薛去疾常透过自家的飘窗,去观察城市街道两旁的百姓生活景象,“飘窗”在故事中起到了阻隔作用——维持了薛去疾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与矜持,同时,“飘窗”在故事中更像一台液晶电视,这台“电视”中播出的内容,世俗,沉重,有真实有虚假,有实意有虚情,它比电视剧精彩,精彩到令人惊惧。

 

在这部握在手里并不算厚重的小说中,竟然有近一百个人物出场,这不由让人想到,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作为专家的刘心武,在写作《飘窗》时使用了《红楼梦》的笔法,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如同书中将“飘窗”外的市井世界描述为“清明上河图”一样,一眼即可看清楚,只是,这幅现代“清明上河图”里,看到的繁华与热闹都是表象,内里尽是悲凉与伤感。

 

“通过六个人可以结识世界上任何人”,这个说法被形容为六度空间理论,《飘窗》中的诸多人物关系,就可以用六度空间理论可以形容,在这个六度空间里,薛去疾是中间人,向上,他衔接的是政协委员、文学界大人物、高官子女等等,向下,他认识的人又包括歌厅小姐、水果摊贩、小区电工、保安等等。在书中,作者使用了“社会填充物”的说法,来形容各个阶层中间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按照书中人物的说法,没了“社会填充物”,达官显贵们也就没了什么优越感,这样的形容,真实又犀利,有一语道破的畅快感,但琢磨起来也颇令人胸闷。

 

套用电影常用的一个术语,《飘窗》写的是“群戏”,除了薛去疾是绝对的男一号(他同时也担任了故事导游这个角色),其他的一二十位配角的情节篇幅大致相同,这些角色将人们于市井之间所能见到的人物一网打尽,剩余的那些“客串角色”随时保持出场的状态,只待作者一声召唤,便站立于文字当中,向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讲述社会百态、人生百味是《飘窗》的“主旋律”,但能给读者带来震撼感的,却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描写,薛去疾有着知识分子的骄傲与清高,也有着知识分子的妥协与胆小,他以俯视的眼光大量一切,但却尽力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本真与善良。他与黑社会头目的保镖庞奇的“忘年交”故事,曾是整部小说里最温暖的部分,但结局之令人意外,可以视为刘心武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反思。

 

知识分子的窗外究竟飘着什么?《飘窗》给出的答案是,窗外的社会充满着交易与潜规则,窗外的空气游荡着弱肉强食的气息,窗外的人们如同被操纵的木偶,每个人都被按在原地,被一双无形之手驱赶着疲于奔命……那么,窗内的知识分子就能躲得开窗外的纷扰吗,故事的结局是明显的:不能。

 

《飘窗》中的知识分子之死,是死于尊严的丧失,死于大环境的压迫,而庞奇由一个良心未泯的保镖,一个有爱情、有未来的青年,变成一个杀人犯,则是因为内心那份期望的泯灭。在庞奇看来,薛去疾有着完美形象,不但是他的人生导师,也是他的精神支撑,他庞奇可以自恃贱命一条,但薛去疾却不可以丧失人格,书中悲剧有无数种,但薛去疾与庞奇的悲剧却如同《拍案惊奇》,它突兀又耐人寻味,它令人怀疑其合理程度,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失去这个情节,《飘窗》也会失去其最厚重的分量。

 

久离长篇小说创作的刘心武,小说语言依然娴熟,对新兴事物的了解以及对新鲜词汇的运用,也让《飘窗》散发着蒸腾的时代气息,只是,可能限于篇幅原因,诸多角色没能展开描写,读起来有走马观火之嫌,人物转场速度过快,也需要读者读慢一些以便能记住人名。叶兆言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作家写不好当下是无能,但通过《飘窗》,还是可以看到,作家是能够写好当下的,《飘窗》即是反应当下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它的创作姿态要超过故事本身,它埋藏于故事里的审视,更是体现出一位作家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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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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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散文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出版有《写给大话时代的告别书》《一个人的森林》《爱如病毒,喜欢潜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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