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在中国最具“大众知名度”的两位汉学家，一位是顾彬，一位是马悦然。他俩具体为中国文学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圈内人知道，但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马悦然曝光“中国作家向他行贿”，却让这两位的汉学家身份得以广泛传播。某种程度上，他俩更像是媒体宠儿，在等待他们的发言时，媒体更期待他们口中能有惊人之语，为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投入一块巨石。

    真心喜欢、欢迎、尊重顾彬和马悦然的人有多少呢？不会有太多。在矜持与傲慢、自怜自爱与不屑一顾的创作者们看来，这俩洋人更多是以投机者的角色掺和到中国文学界的。国内文学创作群体对汉学家的矛盾态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自身的无知，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于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一个文学史与国家史一样漫长的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把这种自豪切割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随便写点东西就能称霸世界文坛就有些自不量力了。

    对待汉学家，国内作家们的傲慢是表面的，一旦有与汉学家亲密接触的机会，国内作家的两面性未免就暴露出来。对于内心深处渴望走出国门的作家们而言，汉学家是一座桥，而且是一座独木桥，想要获得国外出版社的认同，乃至于想要获得国际文学奖项，非要经过这座桥不可。所以，不要诧异马悦然对一些中国作家的鄙夷态度，在这个洋人的眼里，文学与人格仍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似乎不相信一个人格低劣的人，其作品能有多大的价值。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作品的瑞典译者陈安娜、美国译者葛浩文频繁被提起，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两位更愿意隐身于莫言庞大的身影之后，心甘情愿地扮演做嫁衣的角色。作为把莫言推向诺奖领奖台的“功臣”，陈安娜是一家图书馆的普通图书管理员，她之所以喜欢莫言的小说，是因为觉得莫言的文字“既幽默又残酷”，而葛浩文则明确表示，自己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无论外界对他的译文评价是好是坏，都会让他觉得惶恐与沉重。

    于是，本就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经常对中国文学“指手画脚”的吹毛求疵者，一类是默默无闻为中国文学输出做着无声贡献的人。但要相信，只要这些汉学家被赋予了通往名利之桥的引路者角色，他们就没法不火起来。中国与世界的文学交流渠道少之又少，离开了这几位热衷于中外文学推介的汉学家，哪怕中国作家的小说写得再好，也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永远也不会为世界名著的中国阵容增添新成员。

    互联网的发达让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没有界限，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一些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作品流行全球，人们会敏感地从一部作品中寻找到那些可以穿透地域、文化、肤色差别的意义与符号，中国的读者已经从每年引进的国外流行小说与热映电影中感受到了全球化创作的魅力，但中国文学依然还停留在“立足本土，探究人性”，疏略了科技发达对人性的撼动，创作立意仍然固执地从土地出发，写作出来的故事充满自欺与欺人。

    汉学家能够发现汉语小说家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文学魅力，却对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如何拥有世界性一筹莫展，作为译者他们能够对外推介相对优质的汉语小说，但每当他们对中国文学提出批评的时候，却在多数时候显得像个“门外汉”，无法令中国作家心服口服。汉学家梗立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时扮演摆渡者的角色，有时则像根鱼刺。

    汉学家之“火”是“虚火”。别指望他们被一些人所追逐、所盼望，就能够带动中国文学批量输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想要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还得依赖自身的觉醒、痛悟，指望汉学家拯救中国当代文学于水火，这种想法太幼稚。（2014年1月21日《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