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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今年“十一”回老家,有了点空闲时间,拿着手机沿着过去熟悉的街道,一边拍摄一边在微信朋友圈直播。走到电影院的时候,在马路对边拉近焦距,拍了一张清晰的照片,然后照例配了文字发出去,“县城电影院,我的青春期有一半在这里度过……”
 
    拍完之后转身就走了,竟然想都没想一下,要到影院门口站一小会儿,或者买张票进去看一场电影。记得那天电影院门口的电子显示牌上,正在放映的是3D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应该算是最新的片子。没有选择去看,也许是觉得,这个电影院再也不是过去我熟悉的那个电影院了吧?
 
    1987年,我从乡下中学转学来到了县城,刚十来岁的我旋即被县城的繁华、热闹景象震惊了,那时候的县城,就是现在我心里的北京、香港、伦敦、纽约……而作为县城中心点,电影院门前又无异于北京的天安门、香港的中环广场、伦敦的鸽子广场,纽约的时代广场……
 
    可我们的县城电影院门前有什么呢?有露天的台球场,有街头霸王游戏机,有每天随着夜色降临准时响起的录像厅的大喇叭,有玩套圈的和卖冰糖葫芦、棉花糖的摊贩……那么多的人来来往往,用摩肩接踵来形容毫不为过。在这样的图景里,那个电影院的通道,充满了神秘和严肃感,印刷在一张薄纸片上的电影票,也仿佛是通往神圣之地的钥匙。
 
    第一次看电影回家后挨了一顿暴打,缘由一是放学没有回家,二是居然敢花那么多钱去看电影。可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教育,却莫名启动了我对看电影的强烈热爱,自此之后每天晚上电影院成了我的必去之地。每当站在电影院门口,那颗孤独的少年之心便涌动着莫名的感动、渴望,以及恐惧与贪婪。县城电影院——我生命里的第一个繁华之地,敲响我灵魂苏醒的第一声文明之钟,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朱塞佩·托纳托雷是谁,但却在闪烁的银幕上看到了天堂之光。
 
    在电影院看过什么片子统统忘掉了,我的记忆最擅长忘记情节而记住气氛。所以记得了查票人手持手电筒走过来时的紧张心跳,记得了一场电影结束之后清洁人员用笤帚扫满地瓜子皮的声音,记得了某次后排座位传来的中年大汉的脚臭,还有,在一场接一场看下去之后终于昏然睡去,被工作人员清出场外……走出影院,外面空气清冷,星星满天,满地月光之上行走的人,宛若在梦境里。
 
    有99%以上的电影,是翻墙进电影院看的,不知是因为管理人员不屑于与这些发育得还不像中学生的孩子计较,还是干脆就睁只眼闭只眼,反正我们很少被抓到和被驱逐。翻墙的最佳通道是厕所,通常会从男厕所翻进来,偶尔也走女厕所——当然都是男厕所有人而女厕所没人的时候。终于有一次还是被抓到了,影院经理叫嚣恐吓了一番,无非是叫家长、罚款、送派出所之类的言辞,小伙伴们多数都吓哭了,但结果仍然是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
 
    等到我们的身高,高得无论怎么蜷缩都不足以被椅子背遮住时,手电筒再扫过来的时候就不那么客气了,免费电影没法再看下去。1990年的电影院,更多的时候已经不是在放电影,而是在搞歌舞演出,男的唱摇滚、女的穿很少跳舞的那种,每逢演出开始,县城里的年轻人如潮水般涌来,一次次冲垮电影院的检票栏,电影院里污浊的空气和热腾腾的气息,显示着那个时代的活力,也蒸腾着那个时代的郁闷。我的电影院,没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电影院已经彻底关门。不放电影,演出也没了。县里开会,有时候会把会场搬到这儿来。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撞了进来,发现银幕已经没了,舞台上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上盖了一条长长的白布,白布上面放了一排整齐的茶杯,茶杯的后面坐着一个个面孔严肃的人……那时我的心里惊叫了一声,我的电影院呢?
 
    在我来到了这个有着全球最大广场的城市之后,有了很多的时间去电影院。我喜欢上午场的电影院,可以容纳一两百人的影厅里,有时只有我一个观众。而我去,也不是纯粹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休息一下疲惫的肉身。在电影院里,总是容易睡得特别香。大城市里的电影院还是挺讲规律的,到点了就放,出片尾字幕了就开灯,中间没人来打扰。只要睡着了,就时常会有回到县城电影院的感觉,有一种近乎甜腻的安全感,在心头、舌尖乃至身体周边的空气里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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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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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散文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出版有《写给大话时代的告别书》《一个人的森林》《爱如病毒,喜欢潜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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