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2008年岳敏君的《轰轰》拍出5408万港币，同年刘小东的《温床》以5712元人民币成交；2011年，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一号》拍出6562万港币……今年10月5日，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中以1.8亿港币的价格售出，刷新了亚洲当代艺术品交易价格纪录。

“刷新纪录”这一形容频频出现于当代画家作品的拍卖价格上，在过了千万售价的门槛后，当代画的成交额度已经不能用“过山车”来形容，因为“过山车”会时高时低，但当代画似乎只能价格上扬，如同蹿升的火箭一样。在最初的惊讶乃至些许的骄傲过后，屡创天价的当代画也在不断遭受质疑，其中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当代画究竟值不值这么多钱？当代画为什么值这么多钱？

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简单归结为当代画的价格与价值上来。当代画价格的飙升，有着诸多的原因，比如画家走出国门，勇敢地推销自己，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开放，使得国外炒家得以在国内自由交易，带有明显经营色彩的画廊，重新出现于大城市，有需求即有买卖，有买卖即有投资与收藏，当然也少不了炒作和投机，当代画作的辉煌与看不见的运作之手，都是市场催生的事实存在。

对待当代画的价值，中国普通收藏者乃至旁观者的态度是，为什么要以买梵高作品的价钱来买中国当代画？为什么不买齐白石、徐悲鸿等过世名家的名作而要买这群还活着的中年画家的争议作品？这样的观念普遍存在，说明中国人对艺术品收藏的客观认识以及长远投资意识并未形成，也表明基于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所养成的投资习惯、审美习惯，都还停留在过去时代没有真正走出来。

公众对当代画的认识脱离不了时代记忆和思想障碍，那么当代画家能脱离得了自身限制、超越得了自我局限吗？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呈现的是13个少先队员戴红领巾吃西瓜的画面，切开的西瓜似破碎的头颅，少年手上的汁液酷似鲜血，本该拥有一副鲜活面孔的孩子，却无一不长着冰冷含有杀意的成人脸庞……在达·芬奇原作中叛徒犹大的位置上，曾梵志安排了一个打着金黄色领带的少年，对此他的解释是，“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按照曾梵志的说法，很容易理解成，他的用意是批判资本主义，但这幅画的买家会信吗，它的中国欣赏者信吗？为大家看了都懂的画面安置一个大家都不信的说法，这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太轻车熟路了。

    红领巾和三道杠是曾梵志画作中的重要元素之一，这和他欲成少先队员而不得的少年经历有关，这样的表述听起来像个笑话，但联想到当今中国“缺啥补啥”的现状，会由衷理解曾梵志的创作动力缘何如此单一而又持久，以前我们饿怕了，所以在餐桌上穷奢极欲，山珍海味吃不了就扔一点儿也不心疼，以前我们物质匮乏，所以走出国门最重要的事情是排队购物，或现金或刷卡把商店里的各种名牌抢购一空，在诚信成为奢侈品的时候高喊诚信，在老太太倒地没人敢扶的时候又痛呼道德……这样的社会环境，足以让曾梵志把他的少先队员主题继续进行下去，用强烈的失落和惨烈的表达来刺激人们与过去实现真正的告别。

对待曾梵志的天价画作，网民的反应即立场鲜明又矛盾重重，有人说，“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我花一百块也不要买”，理由是“因为我看见它，会引起我对那个时期的深刻、痛苦、真实的回忆”，还有人觉得，“这幅画值不值钱，能值多少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这位网民同时表示，“作者和我是同年人，我们都知道当年红领巾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五星红旗的一个角！都知道五星红旗的颜色是代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这样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是在竭力否认画作的价值，但类似评价成百上千地出现，不恰恰证实《最后的晚餐》的真正价值在哪里了吗？

与政治保持冷漠的距离，画作的每一丝纹理以及蕴藏于画面背后的思想，却又狂热地扑向政治，这成为天价当代画的共同特征之一。有质疑者不断发声，说国外市场对中国当代画的青睐，是因为这些画家迎合了西方的审美，把中国丑陋不堪的一面展现了出去。这样的说法不止体现于天价当代画身上，张艺谋的《红高粱》等电影，贾樟柯的一系列作品，以及诺奖获奖作家莫言的小说，前前后后都在这样的舆论场中接受煎熬。究竟是政治成就了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还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一旦脱离政治就会一文不名？这不是个容易找到答案的天问。

在美国《时代周刊》把封面给了方力钧打哈欠的光头之后，他迅速成为上世纪90年代艺术界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以“大脑袋”“大嘴巴”“傻笑”为符号的光头泼皮形象，成为方力钧的代名词，在今天走进北京的798工厂，仍会看到许多貌似方力钧作品的山寨之作。成名和有钱，成为当代画家成功标准的两大标配，而不忌讳对钱的热爱，也成为当代著名画家昭示真实的方式之一。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刘小东的民工系列，岳敏君的笑脸系列……当代画家都在自己的创作里找到了标签式的个性，这些个性为他们赢得荣誉与金钱，也引来口水与板砖，对画作本身价值的讨论永远在水面之下，水面之上喧哗的永远只有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在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当作画家访谈中，他们愿意裸露灵魂，谈论伤痕，态度坦诚得令人无法不由衷产生敬佩或欣赏之意。虽是身价极高的画家，但他们的集体底层意识，还在旗帜式地宣示着自己的出身、审美、价值观，由此产生的榜样作用，让无数后来者前赴后继，跟在他们走出的脚痕里，试图从这脚痕里积存的一点财富雨水中汲取让自己继续画下去的能量。相比于著名画家的风光，许多有才华却无名的画家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难题？是迎合创作和拍卖蜂巢去画一些被市场认同的成熟风格之作，还是保持独立让作品拥有自己对时代的观察与体悟，成为摆在他们眼前的面包与鲜花。得承认的是，在天价画作一个接一个出来之后，更多画家选择了更实惠的面包。

至于当代画的天价可不可以与其价值画等号，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有价格的作品当然是有价值的，当然这里的“价值”也可以特指为“投资价值”，但有价值的画作却不一定有价格，貌似繁荣的当代画市场，更需要有价值认定能力的人，而非只有能出得起价的人。年轻的作者需要出路，天价画的作者，或许该让让道，多给后辈们一点生存机会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