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清明节三天假，火了一个网络新词“绿茶婊”。这个词的释义是，“总是长发飘飘、清汤寡面、貌似素面朝天但暗地里化了妆，特质是装出人畜无害、心碎了无痕、岁月静好的多病多灾模样，其实野心比谁都大的女人”。

    “绿茶婊”又一次展现了一些人在污言秽语应用方面的“创意性”。这是只有在网络时代才会出现的词语组合，它充满想象力，通过将根本不搭的两个词拼凑在一起，轻易地就划出了一个涵盖面很广的群体。它具有尖锐的伤害性，但却没有针对个体的准确指向，因此对它的运用，只会释放某种激烈的情绪而不必负担法律或道德上的责任，迅速流行起来不足为奇。

    “绿茶婊”指向的群体，容易让人想起过去年代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女性人群，她们是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好，总之都具有温婉性格。对“绿茶婊”的释义，和一段时间以来对小资女青年的定义并无二致。一些女作家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女青年形象，遭遇最为不堪的语言侮辱，基于以不信任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文化，在否定着由琼瑶起至安妮宝贝终的女性形象，“文艺”成为一个糟糕的形容词。

    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是污言秽语逐渐退出公众领域。而如果在所谓的文明时代，却有大量污言秽语甚嚣尘上，那或许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这个时代存有大量的不公。愈是在不公平、不公正的时代，污言秽语似乎更迸发出不可抑制的“活力”。

    在网络上，针对女性的脏话尤其盛行，助推这股风潮形成的通常是男性，但女性的大量加入，使得带有侮辱性的词汇真正具有了繁殖、扩展能力。针对“绿茶婊”一词的盛行，微博上出现了女性作者的批评与反抗，但这样的反击近似于单打独斗。在被情绪化推动的脏话浪潮下，更多人愿意加入这场狂欢，而少有人阻挡它对汉语的污染和对人性阴暗面的病态推崇。

    澳大利亚人露丝·韦津利曾出版有《脏话文化史》一书，它给出的脏话使用戒律之一是，脏话只适合出现于非公众场合，比如你独自开车在路上遭遇危险驾驶者时，大可以在驾驶室内骂对方一句；而在拥挤的地铁里，哪怕你被某位女士狠狠地捅了一下肋部，也不能当场说出一个脏字。但对应咱们现在所处的虚拟世界，以及现实中的公共场所，不难发现，脏话已经成为身体冲撞与精神冲撞的首选词。

    中国人为什么好骂，以前会说这和缺乏信仰和教养有关，也和缺乏辩论能力喜好口舌之快有关。然而，现在脏话流行不仅仍与此有密切关系，而且还给脏话；罩上了流行与时髦的面纱，超常的生存压力和浮躁的社会心态，更是为脏话的流行插上双翼。再加上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从网络到现实，从私人场合到公共场所，从某人的“偶然发明”登陆到国家级媒体，脏话一次次创造着语言世界的“蝴蝶效应”。

    但脏话毕竟是脏话，无论它的使用者为它冠以多么冠晃堂皇的理由，哪怕是自轻自贱，都无法洗白脏话的侮辱性质。脏话不分青红皂白地成为道德法庭的通用语言，根本不管它有无伤及无辜的可能。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无论脏话的流行性有多强，还是有许多人在自觉地抵制其使用，有许多人在阻断它的传播以及被写进大众话语谱系。

    所以，除了那少数几句根深蒂固的脏话，多数流行一时的脏话只能是疾风暴雨地来，疲软无力地去。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期待与想象，会起到自洁作用，多数脏话永远不过是耳边吹过的一阵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