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一位作家是怎样被时代改变的？这是读完余华新作《第七天》后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在微博上非常活跃的余华曾认为，微博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影响。由此不难理解《第七天》会出现那么多诸如野蛮强拆、洗脚妹杀人、卖肾买苹果手机、打工妹跳楼等社会新闻。

　　在回忆中写作是中国作家的集体特点，并催生了一大批优秀小说，莫言回忆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回忆商州，苏童回忆江南……余华则通过回忆少年生活写出了《在细雨中呼喊》，回忆历史写出了《活着》。但是当这些作家把视线转向正在进行着的当下时，笔触却不由发软，失去了力量。

　　作家有没有必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创作出好小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准确答案，但舆论一直这样呼吁作家：走出回忆吧、走出乡土吧、多体会和感受正在发生的历史吧。作为对这种声音的一种回应，余华以《第七天》交了一份答卷，由此我们看到了微博作者余华和小说作者余华在这本书中合二为一了。

　　《第七天》有一个马尔克斯式的开头，一个逝者出门后又回转家中穿衣打扮，然后去殡仪馆火葬自己。在去的路上包括到达目的地这个过程中，他想起了生前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情和他耳闻目睹的事情。没错，即便是写一部与现实只有几十天之隔的小说，《第七天》的结构仍由回忆支撑而起。如果这本书放弃回忆、放弃魔幻现实主义，而像刘震云写《温故一九四二》那样写出来，会是什么情形？

　　余华还做不到完全的写实主义。他还受困于中国文学一直都存在的一个窘态：喊着现实主义口号的现实主义作品其实是不敢面对现实的。把那么多的社会热点事件融入到小说中，如果没有文学性作为润滑，没有魔幻这层薄雾罩着，这本书很可能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在《第七天》里，一面是隔几页就会出现的对社会新闻的生搬硬套，一面是几乎每一页都有的文学性很强的修辞。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棵回到森林的书，一滴回到河流的水，一粒回到泥土的尘埃”，“我们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当我们围坐在绿色的篝火四周之时，我们不再孤苦伶仃。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只有无声地相视而笑，我们坐在静默里……”这样的段落大篇幅出现，它们的最大作用是为了中和小说的生硬成分，掩饰批判现实时的力有不逮，小说的现实性与文学性如同两根坚硬的筷子，怎么也糅合不到一起。

　　反过来看，当余华放弃令他揪心的现实批判后，语言会立刻放松起来。比如描写杨飞与养父杨金彪之间的父子情感时，写到养父为了恋爱、结婚，一时糊涂把幼年杨飞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准备遗弃，但受良心驱使又回到遗弃之地找回了一直等待他的杨飞……这种中国式的情义故事，在中国作家手中总是能够被写得荡气回肠，但为何一触碰到冰冷的当下，他们便手足无措呢？

　　在写杨飞与李青的故事时，余华也完成了一名小说家的本分，把一个爱情故事写得令人心悸。但李青的观念转变又十分矛盾，既然她能够爱上全公司最不起眼的杨飞，而且是在她历经多种诱惑场合而不动心的前提下，为何结婚后她变成了一个那么轻易就上当的物欲女人？这段爱情所体现的背叛性，被作家工具化地使用了。

　　实际上，杨飞在小说里，也是个工具式的人物。他担任了导游的角色，穿行于生者与逝者的世界，讲述和聆听那些不堪的悲惨事件。但就小说整体而言，担任批判任务的又不是他，而是时不时出现于故事中的余华。这种割裂感，才是《第七天》得到“余华出道以来的最差小说”的主要原因吧。

　　就小说创作的社会价值倾向而言，《第七天》的出版是有意义的事情，它会带动更多作家更积极地介入火热生活而非沉湎于过去。而就小说纯粹的可看性和文学价值而言，《第七天》的主题先行痕迹明显，创作心态有些急躁，缺乏足够的容量来承装作家对社会的观察与反思。也许，真的要等20年之后，才能发现《第七天》之于余华之于中国文学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