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58集《人世间》的剧终，虎年春节也好像才真正结束了，这部在春节期间开播的电视剧，在播出期间一直备受关注，再加上剧中有七次以过年为背景叙述剧情，因此给一些追剧观众留下了“今年春节分外长”的印象。

《人世间》以1969年春节周家分赴各地为开篇，用光字片、西南大三线、兵团、贵州大山这四个地点的变化穿插进行叙事；在中段故事当中，以周家小儿子周秉昆为核心，展开讲述了周家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六小君子”的友情故事；而最后一集大结局，很容易看到故事的落点放在了周家长子周秉义身上。
 

就全剧概貌来看，《人世间》在开篇时拥有一定的“上帝视角”，只是在这一视角构成中，“宏大叙事”如空中云层，完成历史定义的任务之后就不断隐居其后。在大部分剧情中，“由大到小”和“由小见大”的缩放式表达，使《人世间》拥有了较为自由与灵活的讲述空间。在周秉义、周蓉考上大学之后，人物的命运感在变弱，“时代强音”开始凸显并左右剧作气质，但这个故事的“平民史诗”成色已定，观众已经与角色建立了感情联系，重点也放在了他们身上。

在最后一集中，周秉义与姚立松偶遇于原兵团建筑改造的高级酒店，两人谈话时，周秉义谈的内容，可以当成《人世间》最后的点睛之笔。周秉义说的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干净”，二是“良心”，这两个关键词，呼应周秉昆身上鲜明的“好人”标签，共同组成了《人世间》的价值观表达。

王海鸰对《人世间》进行的电视剧改编和梁晓声的同名原著，最核心的地方是一致的，都是在讲“好人文化”。“干净”和“良心”是附加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周秉昆入狱前后大约有七八集的篇幅，部分观众吐槽剧情不再那么精彩的深层原因所在——当周秉昆这一角色的戏份大幅度减少时，围绕“好人文化”的叙事点，也便失去了足够的支撑力，周边角色的感染力自然也会随之降低。当周秉昆出狱后，《人世间》又迅速回到了正轨上，催人落泪的情节再次多了起来。
 

周秉义所说的“干净”与“良心”，自然是周秉昆身上的高尚品格，但周秉义最后把这两个关键词说出口，显然不是为了表扬弟弟，也不是为了批评姚立松，这两个关键词作为这位剧中退休高官的期望，不仅是针对剧中所有人的，也是他借助屏幕交付给观众、社会的一道思考题，哪怕周秉义在叙说时使用了那么一点演讲的口吻，但那段表述，确实很容易激发观众进行时间线上的纵向对比，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慨。
 

乔春燕与曹德宝在最后几集“黑化”，比如去周秉昆家讹房子，写信诬告周秉义，是《人世间》这部被定义成“没有坏人”的电视剧里，少有的一次狰容乍现。虽然乔春燕与曹德宝很快意识到错误并悔改，但这一篇幅并不多的情节，还是展现出物质与金钱对人际关系的撕裂。剧中光鲜亮丽的“吉春市”今非昔比，但有些事情早已物是人非，或是为了弥补剧作留下的一些感伤和遗憾，在剧终之后剧组推出了一条“平行时空对话”视频，主要演员向剧中角色表达祝福，这也是对观众内心失落的一种安慰。

作为剧中最大的好人、近乎完人的周秉昆，却是剧中唯一一个两次进过监狱的人，尤其是第二次进监狱，更是让不少观众发出“好人没好报”的感叹。从过去时代走过来的人，对“好人没好报”这样的说法非常熟悉，也最容易为之愤慨，《人世间》冒着让观众“堵心”的风险如此讲述，一方面是对过去一种真实进行纪录和反应，另一方面这么处理确实更能折射出小人物的无奈。
 

周父虽然是工人，但却培养出了一名市委书记兼市长周秉义和一名大学教授周蓉，这两名角色事实上承担起了《人世间》“知识分子叙事”的责任，虽然比起周秉昆承担的“小人物叙事”含蓄了许多，但依然能让人觉察到出于文化层面的忧虑，这种忧虑并没有过多显现于剧情当中进行透彻的表达，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底色存在于角色性格与台词背后，没有对“小人物叙事”形成干扰，但有心的观众依然可以体会到一种向上向好的文化愿望。

在剧终之后，回想《人世间》的剧情，会发现有许多情节与画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周志刚与周秉昆“中国式父子”的冲突与沟通，周秉昆与郑娟在鸡毛蒜皮生活中的相濡以沫，“周家三子女”完全不一样的性格秉性，酱油厂“六小君子”后来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在个人努力与时代影响之间，《人世间》给出了一个真实的答案——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能跟上时代变迁的脚步，才不会被大潮打翻、淹没。
 

当然，《人世间》重在表达人间烟火，在个体、时代、生活在三者之间，剧作着重表达的是生活信仰，它的生活信仰由“家庭、亲情、友情”以及“柴油盐酱醋茶”等琐碎事物组成，有了生活信仰，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的人们，都有了颠扑不灭的理想与追求，活着并坚持按照不容污损的美德标准朴素地活着，就能够实现人存在于世间的身心俱安。（首发凤凰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