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电影《梅艳芳》上映，豆瓣评分7.0，票房尚可，口碑中规中矩。有人喜欢，觉得影片还原了梅艳芳的一生，王丹妮饰演的梅艳芳，有几个镜头摄人心魄；也有人觉得影片颇为接近“流水账”，并且认为，如果在现有拍摄环境下、拍摄理念不作大的改变的话，建议不必拍摄《张国荣》。

“男有张国荣，女有梅艳芳”，作为香港最有才华但却英年早逝的音乐人，梅艳芳去世后被誉为“香港的女儿”，而经常被一同提起的张国荣的去世，则间接地让每年4月1日愚人节因为对他的怀念而多了一些伤感。

拍摄《梅艳芳》是出品人江志强的一个心愿，如今愿望达成。如果拥有最强烈制作意志的团队，都无法拍摄出一部众口一词说“好”的《梅艳芳》的话，那么这一题材很有可能沉寂下去，等待时间的“着色”，让那个被无数人怀念的梅艳芳，再次以震撼的形式登陆大银幕。

梅艳芳不好拍，张国荣自然更不好拍。不好拍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才华，而在于如何全面地看待他们。相比于梅艳芳，张国荣的人物内在更复杂，他在遗书中留下过一句话，“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很有可能，并没人敢于直面他的这句话，顺着这一线索，拍摄出真正的张国荣。

不止是梅艳芳、张国荣难拍，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历史人物、大众人物，都不好拍。在我们的传统当中，“逝者为尊”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一位名人去世之后，起码在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内，不太可能做到完全客观、真实地讲述与评价，否则就会有冒犯的嫌疑。

这种忌讳，不但是创作者要躲避的，大众的态度，对此也是闪烁的，一方面，观众期望看到“因为真实，所以丰满”的人物传记电影；另一方面，如果作品过于真实，也会激起一部分观众的排斥与不满。由此决定了，创作者在拍摄人物传记电影时，必须有精准的拿捏尺度，还要有与时俱进的价值观表达。

所谓的“与时俱进”，是因为要考虑历史、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时间的力量。时间会消弭许多，包括激情，包括怀念，包括观看意愿等等。比如《梅艳芳》，记得梅艳芳、与她建立有独特情感联系的人，都有了一定的年龄与阅历，他们的怀念，也许并不需要通过一部电影来承载；而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很少听梅艳芳的歌，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物，那么他们走进影院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许多。

为名人拍摄传记电影，由此就有了一种特殊的要求——要穿透时间的损耗与封锁，为过去的人物重新赋予价值 与意义，要让银幕上的人物，与当下的人（陌生人）建立新的情感通道。2018年公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就实现了这一点，这部以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为主角的电影，记录了这名殿堂级歌手的创作与生活，巅峰与堕落，影片强调了音乐与才华之间的关系和魅力，也说出了名人作为普通人性格的软弱与萎靡一面。

对于完全不了解皇后乐队的观众来说，影片对于皇后乐队多首经典之作的复刻，还有主创之间的幕后故事，依然能够合成一个精彩的故事，因此看这部电影就有了双重的收获，该片全球票房突破9亿美元大关，仅次于《阿凡达》《泰坦尼克号》《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成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全球票房第四高的电影，也是影史最卖座音乐传记片。

早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出现之前，传记类音乐电影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电影类型，2016年《滚石》（Rolling Stone）就曾评选过“有史以来最好的30部音乐传记电影”，《我不在那儿》《猫王》《8英里》《光荣之路》等均在其中。总结这些影片的成功之处，除了它们的讲述对象实在是大名鼎鼎，以及影片涉及的音乐作品曲曲动人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仍然是故事很精彩。著名音乐人与传世音乐作品永远是加分项，但如果没有扎实的故事作为承载，起码作为电影是不成功的。

对照过去诸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传记电影，这一版《梅艳芳》很难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不由让人发问：拍摄传记类音乐电影，我们的创作者真的做好全面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