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他乡，一个被分成两半的人-韩浩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故乡与他乡，一个被分成两半的人

韩浩月

故乡与中年：唯有故乡能让人变成少年

2018年的四月份，我有了一次很特别的“故乡行”，那次是带着我们六根的其他五位成员，一起访问我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处在苏鲁交界地，以前我总觉得它是个地道的北方县城，但最近一些年，越来越觉得它也有南方小城的味道，因为它的春天总是比我现在居住的北京要来得早，冬天城里、野外也总是有绿色植物。

我们的六根成员，除了我之外，还有李辉、叶匡政、绿茶、潘采夫、武云溥，都曾是媒体人，现在都是自由职业。两年前我把这几位认识了一二十年的老友带回家乡之前，心里是很忐忑的，总担心自己的家乡不够好，会让朋友们失望。但当飞机降落，坐上中巴车往县城赶的时候，那份忐忑就消失了，而且再也没出现过，因为我觉得，好友之间互相访问彼此的家乡，是带有情感温度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情感温度，会抵消陌生，会具备天然的亲切感。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郯城的那两天，我们六个人玩得还不错，拜访了据说有三千年历史的“老神树”，观察了发生于1668年7月25日晚8.5级大地震的遗址，行走了发生过马陵之战的马陵山……印象最深的是，六个人在大地震遗址旁边的麦坡上奔跑，在麦地边合影留念，六个人多是40到60岁的人了，但那一刻在春风里心无旁骛的样子，都像是少年。

这些年每当回老家过年，都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观点：只有在故乡，中年人才能找到少年的样子。2015年我出版过一本书，《错认他乡》，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我写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年春节前的雪夜，我和几个少年时的朋友喝醉了酒，在深夜里的大街上滑雪，摔倒之后眼鼻喉中都是家乡的味道，团了雪球去砸中学同学的窗户，喊他下来继续去喝酒……这篇序言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抄录下来，“多么地狂妄肆意，也只能在这个地方如此，在别的地方不敢。不敢，是因为别的地方不是故乡”。

写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5年，这15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其实都还是蛮紧张、焦虑、战战兢兢地活着，尽管表面不怎么能看得出来，但内心里还是时常在提醒自己是一个“异乡人”身份，哪怕自己一时没意识到，暂时忘了，所居住的城市也会用它独特的方式来提醒这个“异乡人”身份的存在……

一个人在一年365天的时间里，差不多有360天都是异乡人，只有回家过年的那一周左右的时间，才能找到身在故乡的坦然与放肆，自然会很珍惜。在故乡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散步，是我最喜欢的事情，因为这么做的时候，我会在那条熟悉的街上，和十多岁的自己相遇。

故乡与文学：美好与疼痛总是并存

我是在故乡开始学习写作的。第一次从乡村移居到县城生活，县城的“繁华”把一个少年击倒，他从未拥有过的城市生活，让他发了一场高烧；县城的电影院和歌舞厅，让外面世界的花花绿绿，挤进了这个小城；入夜后的县城街道铺满了月光，骑着自行车把午夜明亮的街道走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第一次从街边音像摊买到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两盘磁带，回到家中把录音机声音开到最大……这些细节，都是我的文学启蒙，在无形当中，县城生活与县城文化，塑造了我的文学人格。

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一名职业的写作者，故乡一直是我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我的故乡写作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逃离之前，写的是故乡生活的散漫与诗意，充满了自我美化与自我感动；第二个阶段是远走他乡后的背叛，写故乡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用一个城市人的眼光对故乡进行批判；第三个阶段是疲倦之后的回归，“你曾经从故乡连根拔走，如今又贪婪地想再次把故乡据为己有”，一位豆瓣网友的留言，一语道破了那些想要重新逃回故乡的人的心事。

在这三个阶段的写作过程中，相对好一点的作品，出现在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字之所以能让自己稍微更满意一点，不是因为人成熟了、文字技巧娴熟了，而是因为看清楚了自己，与自己和故乡都实现了和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不再用非黑即白的标准，来对待自己与故乡的历史，发现了人生与社会的运转真相，明白了一些人、一些地方的不容易。一些读者觉得我现在敢写、敢下笔，其实这并没有什么难的，你只要经历了前两个阶段，并且产生了思考成果之后，也一样会把自己的眼光和笔触变得锋利起来。

无论是现实中的故乡还是文学里的故乡，美好与疼痛总是并存的。莱昂纳德·科恩说过一句话，“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对于故乡的正反面，我的诠释是，只要有光亮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存在，我们不能一直站在阴影里，而是要走出阴影，尽可能更多地站在光亮的地方。故乡曾让我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一直是一个忐忑的人，而现在，在故乡，我可以做一个坦然的人。这样的变化，宛若新生。

故乡与作家：永远会有矛盾与冲突

对于一名70后来说，文学层面的故乡观念，受到过两个时代作家的影响。一是民国时期，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民国时期的作家中，很多人写故乡都给人留下过深刻印象。比如鲁迅就写过不少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在《故乡》《祝福》等作品中，鲁迅借描写闰土、祥林嫂等人物，表达出对故乡风物的眷恋以及对故乡人物的悲悯，他渴望生活在旧社会的人们能够冲破黑暗，享有新时代的自由与幸福。

沈从文是一位被故乡山水滋养出来的作家，他写《边城》，写《湘西散记》，给中国文学留下了经典的故乡形象，他的“田园牧歌式”的写作，写出来的故乡实在太美、太好了，用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会被怀疑成一种“美图秀秀式”的写法，但之所以沈从文笔下的故乡让人向往、眷念，在于他优秀的文笔，在白话文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就创造了一个白话文写作的高峰。

另外，觉得沈从文没有批判眼光是错误的，湘西曾经的落后、愚昧和残酷，在他写景写人之余，仍然时常流露于笔端，他对普通人颠沛流离的生活的同情，对战争的厌恶等，也是他的故乡写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喜欢的另外两位作家是萧红和郁达夫，他们的主要作品也都与故乡有紧密联系，萧红的三部重要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是以她熟悉的乡村以及乡村家庭生活为背景创作的，故乡给她留下的回忆，有惨痛，有温暖，而她却让故乡永远活在了她的作品里。

在日本留学、工作过的郁达夫，在作品中除了凭借惊人的坦率与直接吸引读者外，远离故土之后对故乡的观点与情感，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散文《还乡记》《还乡后记》等，大量的内心独白传递出他对故乡的复杂印象。

2000年之后，故乡写作没再诞生经典的，具有广泛的、全社会影响的作品，这是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故乡写作主题的高度与深度，已经被当时活跃的40后、50后作家群写尽了。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比如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余华等等，无不从故乡的土壤里汲取营养，写下了诸多令人动容的长篇，可以这么说，中国现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大多数是可以划归于“故乡主题”写作中的。

而之所以“故乡写作”在八九十年代爆发并制造了一个文学黄金时代，在于那一批作家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青年时代承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困苦，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时代枷锁，有着太多无处释放的激情与渴望，他们把故乡的土壤翻来覆去深挖了无数遍，写尽了落在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滴血水与泪水。“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韩少功的这句话说透了“故乡写作。”

莫言在一篇名为《超越故乡》的文章中说，“作家的故乡更多的是一个回忆往昔的梦境，它是以历史上的某些真实生活为根据的，但平添了无数的花草”——但说实话，在他那个年龄段的作家中，“平添的花草”是看不到多少的，能看到的，是不断撞入眼帘的荆棘，是血肉模糊的悲惨生命，是一代人挣扎着想要摆脱苦难的哭喊。

一直到现在，故乡写作或者说乡土题材写作，都还是主流纯文学期刊的主打内容，虽然现在拿起这些杂志翻看上面刊载的新作，已经毫无感觉，但故乡写作留下的巨大惯性，以及陪伴这个惯性而来的陈旧思维与老套表达，都还在展示它巨大的能量。

2000年前后，大约有一二十位出生于60、70年代的作家，以“谁的故乡不在沦陷”为主题，写作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出版了几本书，这一写作现象刷新了乡土写作多年未变的面孔。“谁的故乡不在沦陷”主题写作传递出的诉求，和鲁迅一样，怀念的同样是故乡的自然风光与淳朴人情，但批判的方向，换成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给乡村带来的破坏，尤其是乡村秩序与规则的失守，让曾经令人充满浪漫想象的农村生活逐渐消失。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书有冉云飞《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野夫《乡关何处》、十年砍柴《找不回的故乡》、柴春芽《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等。这些作家笔下的故乡，无论美好还是疼痛，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对过去时光的缅怀与惋惜，以及对当下与未来生活的悲观与失望等等，都在彰显“故乡与故土”的重要性。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我们的乡村生活有漫长的历史，而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不过是这一二十年才发生的事情，在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之下，人们的乡愁开始涌动，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在以后许多年，我们很多人恐怕还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来解决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故乡与他乡：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

卡尔维诺的代表作中有一部名字叫《分成两半的子爵》，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过一部中国女作家写的作品，名字大概叫《一个撕成两半的人》……人的不完整或者残缺，有内在原因导致的，很大程度也可能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人被分成或撕成两半之后，总是会身不由己地寻找丢失的那一半，就像卡尔维诺在他《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所要表达的那样：人的这种自我寻找，有的是出于对生存权利的争取，有的是渴望走上一条完整的道路，有的则是通过矢志不移的追求通往自由。

我的年龄，我的生存经历，以及我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得“一个被撕成两半的人”这个说法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截至目前，我人生的前二十余年，是在乡村和县城度过的，而后二十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两个生存之地的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线城市与乡村、小城在地域上的区别，而是乡村观念与城市观念冲撞之后，给一个人造成的巨大痛苦与纠结。

进入大城市，首先就要遵守大城市的规则，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到城里的一家公司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要改掉你的方言发音，你用地方口音与同事交流，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不方便，第二个感受到的就是歧视，我在不同的单位上累积在一起上了差不多十年的班，从未见到过一名同事坚持长期在办公室里说方言，顶多大家在开会或者聚餐喝酒的时候，说一两句方言，不过也多用来自嘲或者供大家嬉笑一番。

第一次把方言改成普通话是极为别扭的，但环境改变人，你很快就会适应用普通话与别人交流。但在回到故乡之后，要立刻切换回方言，不然就会遭受嘲讽——我相信有过离乡在外工作经历的人，多少都会对此有共识。于是，在家乡，你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方言，直到把自己的舌头绕晕……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在语言上被撕成两半的人。

这还不是最为让人感到困扰的，最让人困扰的地方在于，一个城市历时一二十年，终于把你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新城市人”，你已经全面接受了城市的规则：乘滚梯时靠一边站立不影响他人通行，坐电梯时按完自己所去楼层后退后一步保持沉默，把“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与其他单位发生纠纷会说“一切按照合同来”……

而之前二十年你在乡村以及潜规则盛行的小城，一切都不会按照这个规律运转的……我不再举具体的例子，如果你经常关注表现城乡冲突、婆媳冲突这个题材的电视剧，就会知道我想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在漫长的二十年的大城市生活当中，我时常从惊惧中醒来，白天我是忙碌的，要工作要写作要思考，但在夜里，沉睡的时候，我又回到了过去，在梦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活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与亲人中间，在梦中我们争吵、彼此折磨，因此醒来之后望着窗外的晨光，我时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里？有人说过：明明什么都没干，为何却如此疲惫不堪？那是过多的精神活动透支了一个人的精力。

地域与时间，生活与文化，将我分成了两半，在我意识到这点之后，开始寻找让自己合二为一的方式，很欣慰的是，通过写作《世间的陀螺》，我找到了这种方式，并且能够很坦然地面对这种撕裂感，很奇怪的是，当你能够面对一些你从前不敢面对的事物时，那些事物就消退了。在和读者分享这个感受的时候，我也时常告诉被类似这种撕裂感影响的人，尽可以大胆地让受到伤害的这一半，去寻找漂泊在外的另一半。

故乡与未来：自由的人在哪儿都能找到故乡

“如果故乡不能给你安慰，那么异乡就更不能”，这是去年我写在文章里的一句话，这不是结论，更像是个人的一种愿望。中国人寻找家园的愿望是最强烈的，几面围墙，几片新绿，几张瓦片，就能让人生死流连。这些年来，数以亿计的人在身体以及精神上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当这种状态找不到安放之处时，故乡成为一种选择。

从两年前开始，我返乡的次数相较往年频率多了许多。可能是我找到了与故乡握手言和的方式，也可能是一名写作者的内心本能在作出选择。迄今为止代表作都是故乡题材的贾樟柯导演，在前几年回到了他的故乡长居，他喜欢被家乡人呼唤他的小名，喜欢在朋友们推杯换盏时一个人悄悄地走出酒店四处散步，也喜欢在一觉醒来，听到不远处货车驶过的声音还有邻家大嫂闲聊的口音……贾樟柯的内心，也一定是经过了比较与选择的。

和贾樟柯一样，写出《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的作家梁鸿，也是用拥抱、理解、发现的眼光去观察与记录故乡的，我觉得他们两位，一位从影像上，一位从文字上，开辟了新的书写故乡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是没有恨的，就算有批判，也是非常温和的，带有情感的温度。

最近有一本书叫《从故乡出发，从世界回来》，是陈统奎出版的一本新书的书名，这个书名很好，起码可以说明一点：看过世界的人，才知道如何找回故乡。我想，贾樟柯和梁鸿都是看过世界的人，他们回过头来再看故乡的时候，眼光就会温柔多了。

前段时间，我尝试写一些与故乡无关的虚构作品，一个写作者不可能一辈子写故乡的，但想要摆脱出身与成长带给生命的烙印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在写作上还是受困于故乡，那表明一个人并没有实现精神层面的刷新，抑或没能得到一种真正表达上的自由。

旅居多伦多的作家张翎，写过多部与故乡温州有关的小说，她说“只有离开故乡才会拥有故乡”,“离故乡越远，故乡的风貌与记忆越清晰”，现在她每年有一两个月会在温州生活，我觉得她拥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无论是写作上的还是地域情感方面的。

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来去自由”，真正的故乡，是不需要把根扎在那里的，而是让你觉得舒适与放松的，不用疼痛与伤害来挽留你的，也不用势利欢迎你……

故乡就是一片土地，静默而宏大地停留在那里，无论何时你回来，山河不变，风月依旧，田野喧哗，昔日少年依然奔走在街头……这才是我的故乡。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