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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乡村中学转学到县城中学，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件大事。在新学校，我的学习成绩急转直下，初一上学期还是第三名，初二下学期就到了倒数第九名。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我的同桌叫刘伯柱。
唯一能让我在这所城里学校找回一点儿自信的是我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王华祥说我以后可能成为作家。他的军绿色上衣背后经常被调皮学生们甩上一串串墨水印。
究竟能不能成为一位作家，对这个事情我心里一点儿也没底。那时候班里有两个女生对我很好，我叫她俩姐姐，可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皮肤黑黑的女生，姐姐们鼓励我给她写信。
那封信我一直没写。长大成人后我写了很多情书，但为什么偏偏没给那个皮肤黑黑的女生写过一封信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没写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只有诗、散文、小说是文学，情书不是。
班里的女同学喜欢男同学，班里的男同学更喜欢女同学。青苹果挂满果园的季节，男同学逃课翻墙到与烈士陵园紧挨着的果园里偷苹果，被保安追得满园子跑，有几个同学跳墙时扭伤了脚踝。女生们在上课时偷偷啃着涩涩的苹果。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县城电影院门前报刊亭卖的诗歌杂志——《星星诗刊》《诗歌报月刊》，记得当时是两元一本。那时候我有一个杀猪的叔叔，我经常凌晨起来帮他烧热水、给猪刮毛，还帮他用尖刀把猪割成一块块的猪肉。但每次去买杂志前，我都会冲进淋浴房里，用白白的肥皂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再换上白衬衣。
我把两元钱递给报刊亭卖杂志的姑娘，她是一个二十多岁长发飘飘的女孩。有时候我在路边把自行车支起来，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把一本杂志翻完才走，走的时候经常是黄昏时分，县城里的喇叭开始播放配乐诗朗诵。
可那时候也真穷。皮肤黑黑的女生过生日的时候，她在县医院后面的河边小餐馆请同学们吃饭，他们快吃完的时候我才到。因为没有钱给她买礼物，站在餐桌边，我涨红着脸对她说：“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吧。”
我把被语文老师表扬的作文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稿纸是老师送的），给一家报纸寄去，然后每天去传达室等待回信，但一直到毕业，都没有等来一封回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批中学生作家，他们是无数中学生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我也有一个“英雄梦”，可是只能把它偷偷藏起来。
县城里也有一个“文学英雄”，他是在县委组织部上班的干部，名字叫赵岩，出版过一部诗集。那年暑假，我在师范学校见到了他。
我的同学顾维云敲开我家大门时，我午睡刚醒，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俩的作文在县里的一个征文活动中获奖了，现在要去师范学校参加颁奖会和座谈会。
于是，我穿着拖鞋和顾维云出了门，到了师范学校却发现放假了的学校空空荡荡的，就在我们悻悻然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从不远处的楼上打开窗户喊我们的名字，说：“就等你们俩了！”
赵诗人给我们颁奖，他真是白衣飘飘啊，和他握手的时候，我感到他的手纤细而有力，这是一双诗人的手。合影的时候，他坐在一堆学生中间，很醒目。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给我写下了一行字作为留念，他的字体清秀，这是一个诗人的签名。
一九八九年，我的中学生涯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办了班级里的第一份文学班报。学校提供了刻字用的钢板和蜡纸，印班报的钱是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凑的。这份班报在整个学校里是办得最好的，王华祥老师非常高兴，他说：“我深信你们当中有人日后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
一位优秀的作家怎么可能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呢？这让我忧心忡忡。那时候的平信邮票是八分钱一枚，由于我要大量给报纸杂志投稿、寄信，以致后来我常常连八分钱的邮票也买不起了。
在一个细雨淅沥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去邮局寄信。在并不宽阔的街道上，一个少年骑车飞驰，突然车轮撞到一块大大的石块上，自行车真的飞了起来……我摔在被雨水打湿但仍有温度的柏油路面上，忘记了疼痛，心里却莫名地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青春期要在这一刻结束了吗？因为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写过一篇被老师表扬的作文。我和我那两个姐姐经常逃学去烈士陵园，背靠在烈士的墓碑上天南海北地聊，一个姐姐对我说：“你长大后不要忘了我。”我说：“好。”
刘伯柱后来退学了，我同桌的位置空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刘伯柱的形象是极其平常的，但我知道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他沉闷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我所不具备的情感：愤怒。
一九九〇年中学毕业之后，我血液里的愤怒处于燃烧状态：在台球厅和人打架；在大排档和三四十岁的老痞子打架；为同学的姐姐出气打架（她在唱卡拉OK的时候被人偷摸了一下）。
那时候，唱一首街头卡拉OK的价格是一元钱，我和几个朋友经常去那儿唱上几首。没钱唱歌的时候，我坐在银行门前的台阶上发呆。
有一次发呆的时候，我遇到了上学时喜欢过的同学。她问我：“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我没有回答她，站起身来晃荡着走了，但她的问题一直晃荡在我的脑海里。我承认有几年的时间里，我为这个问题感到痛苦，我像一个溺水的人，什么也抓不到，文学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为什么爱文学？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的青春里只有它，它是我灰暗青春里的唯一光亮，是把我救出堕落泥潭的唯一绳索。
如果你爱一个人，爱了那么多年，等了那么多年，在她终于对你流露出微笑的时候，你会舍得离开吗？
我见过无数与我年龄相仿的写作者，不管岁月把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心里藏着一个洁白的非物体，如果一定要给这个非物体命名，那么可以称它为“理想”。
（摘自《世间的陀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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