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徐坚强创作了一部歌剧《汤显祖》，该剧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学院的一名学生和室友一起去观看，看完后产生些观后感，在朋友圈发了主题为“《汤显祖》七大硬伤”的评价。观剧、评剧、并与朋友一起分享感受，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蹊跷地是，这名学生在评完《汤显祖》之后不久，又发出了一封道歉信，觉得批评《汤显祖》的做法，“这是极其愚昧无知的错误行为”。

 

对比这名学生发在朋友圈的两份文本，会有天差地别之感。道歉信里说，他批评《汤显祖》“言辞激烈、冲动，有失客观、公允”，但仔细阅读“《汤显祖》七大硬伤”全文，恰恰相反地是，那段文字有直观感受，有专业知识，有信息含量，也有独立态度，即便拿正式评论的标准来衡量，全文始终没有脱离正常文艺批评的范畴，拿到媒体去公开发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反观那封道歉信，却充满了令人不适的语调与情绪，短短一封道歉信，让一位站在平视角度去批评一部文艺作品的作者，迅速降格为一名通过自我贬损人格、强调批评对象权威的“忏悔者”。

 

当一部作品被创作出来并发表，就标志着它已经进入公众视野，每一位读者或观众都有权利对其表达观点、提出建议或者进行批评。针对作品的批评谁也做不到面面俱到，既能让其他受众赞同又能创作者心服口服，因此，在创作与批评之间，通常有不小的空间，原则上，对于作品的批评是没有禁忌之地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批评者的说法完全不在点上，那也只能说明批评者没水平，作品并不会因为批评的存在而发生质的变化。

 

一桩发生于朋友圈和校园内的“批评与道歉”事件，如果不被自媒体传播出来，本可以无声无息地发生和消失，熟悉当下校园体制与校园文化的人应该会了解，自由空气在校园的消失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一种无形的秩序早已建立，消灭反抗的声音，打压不听话的学生，成为校园统治的一种规则。像学生批评老师作品这样的事件，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连风气都算不上，而只是一种个例。如果连这样的个例也不鼓励、不允许，甚至有可能动用老师话语权或者校园行政力量来诱导、威逼学生道歉，那才会真正让人对大学人文环境失去最后一点希望。如果老师与学生失去了对话的渠道与机会，那么很容易滋养老师的霸权思想，学生则会变得唯唯诺诺，不敢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关于校园内师生之间的对话关系，有个著名的故事是废名与熊十力打架。熊十力被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结识了在英文系学习的学生废名，因熊十力写了《新唯识论》，信仰佛教的废名常对熊十力发起批评，汤一介先生在《“真人”废名》中曾记录，两人因为佛教问题先是高声辩论，后来突然“万籁俱寂”，众人赶过去发现两人打了起来，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发不出声音……但打归打，随后废名照样还去找熊十力聊天谈学问，这是诸多讲述民国校园故事的佳话之一。

 

之所以学院学生的道歉令人感到不安，是因为我们再也看不到校园里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生之间在公共平台上的公开批评与反批评了，曾经盛行于著名大学中由大学延伸至媒体再影响到社会的辩论事件，如今变得凤毛麟角。《汤显祖》被批评，其创作者徐坚强教授完全可以借机进行一次回应，不仅可以公开表达他的创作理念，让更多观众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一次互动性很强的教育，何乐而不为？写封道歉信很简单，尽管用那些标志性的忏悔用词就够了，但随着道歉信一起消失的，是批评精神的萎缩，是独立观点的丧失，是大学文化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