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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湖北襄阳人范雨素，以一篇刷屏文章《我是范雨素》一夜走红，媒体迅速聚焦她，并试图通过多样的报道与解读，来发现她以及她所代表的群体生存状态，以及某些社会问题。如同被举到阳光下的一粒水滴，范雨素的“晶莹”形象具备了放大性与穿透性。
身份特征与文学才能的结合，是造就范雨素走红的根本原因，两者缺一不可。但首先得拥有文学才能，《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主要由短句组成，在7000字的容量里，作者写到了母亲、哥哥、姐姐、自己、离婚的丈夫、孩子、房东、雇主等等，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了每个人物的命运，信息含量很大。这篇文章徐徐打开了一幅充满颠簸流离的家庭图景，代入感很强，容易引起共鸣。
在皮村“文学小组”的学习经历，让范雨素掌握了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对真实故事的熟稔掌握和饱满情感的灌注，是作者写作的最大驱动力，因此范雨素的文章充满朴素的力量感。即便不动用虚构的手段，单凭这股真实、朴素的写作风格，并经过专业编辑的指导，范雨素也拥有了成为一名作家的实力。希望媒体的高关注度不会给她带来太大压力，而是能够给她增加动力，写出更多类似《我是范雨素》的文章。
范雨素的文章可以归类于“城市写作”行列，而不是想当然的“乡土写作”。乡土文学几乎已经灭绝，乡土写作更是难以为继。范雨素的写作视角是从城市人的角度出发的，很大程度上和每年春节都会被广泛传播的“返乡文章”类似。和城市人的接触，与老师们的交流，虽然没有改变范雨素的现实身份，但她已经不知不觉中拥有了城市精神。具有通透力的观察，不动声色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语言中的冷峻和幽默，都符合“城市写作”的特征。
发现范雨素的意义，不在于通过她被捧到公众面前的那些有关公平、正义等方面的宏大话题，这是她所不能承受之重，而在于如何让文学在今天能够慰藉更多人的灵魂，如同她所说的那样，“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在社会上就存在着满足人精神欲望的普遍功用，新世纪前后，被消费主义围困的文学，更多被当作一种商业工具来使用，去制造喧哗浮躁的娱乐。怎样才能让更多人像范雨素那样，把阅读与写作当成生活中愉悦自己、释放自我、体现价值的载体，才是人们应该重点去讨论的议题。
在接受采访时，范雨素也在试图消解迅速被贴到她身上的标签，“我是靠苦力吃饭的，不靠写文章谋生”。这是种本能的躲避，成名之后她最大的快乐或许是仍然可以像以前那样写作，不为外界所干扰，只遵从自己的内心。所以，以文学的名义关注范雨素，是对她的一种保护。拥有持续写作的能力，不丢失写作的快乐，范雨素就会永远是为她刷屏者喜欢的范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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