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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电影《云图》中,有位滞销书作家在一次酒会上,怒将曾写书评批评他并且在酒会现场仍然讽刺他的书评人当场击毙,这个情节会让不少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心头一凛:如果搞批评的都是这个下场,恐怕没几个人愿意批评了。

 

    想起这个电影片段,是因为看到《收获》主编程永新宣布罢看《文学报》的消息。为什么罢看?因为《文学报》刊登了对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批评文章,程永新认为,《文学报》对莫言的批评使用了“文革”式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逼疯”。

 

    程永新是以微博的形式表达对《文学报》的不满的,但他的观点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罢看某种报刊,是个人选择,无可非议,但有何理由认为批评者的语言是“文革”语言?“文革”对汉语的污染尚且需要漫长时间来清除,轻易将批评文字说成“文革”语言,本身似乎就有暴力定性的倾向。而“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逼疯”的说法,实在是夸大了批评家的影响力,同时也小觑了作家的承受力。

 

    现在是批评家最没市场的年代,各个领域、各种势力都在竭力“消灭”批评家,批评家在当下想要针对大多数事物展开批评,都要找角度、讲技巧。“有话不能直说”,让太多的批评家消极退场,取而代之的是表扬家。难得还有人愿意为文学写点批评文章,发表在一家文学媒体上,那些文章根本没机会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因此,过激反应,或许是太在意批评本身,而非批评内容。

 

    鲁迅说过,“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但鲁迅还是对批评家有客观的认识,他把作家和批评家比作厨司和食客,食客可以对厨司的“菜”品头论足,但厨司却不能反过来要求食客掌勺一试身手。批评家的水平有高有低,但评判作品却是他们的权利,身为作家不能因为批评家说了好话就引为知己,说了不中听的就火冒三丈。有的作家会在小说里“公报私仇”丑化批评家,有的作家被批评家骂急了也会披挂上阵写文回应,这么做都能理解,但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要求批评家闭嘴,这只能暴露作家内心的脆弱和对作品的不自信。

 

    允许批评家说话,天塌不下来。请放心,这个时代还真没有几位疯了的批评家,也稀缺天才的作家,文学本就疲软得一塌糊涂,文学江湖更是一片你好我好他也好,有那么几个人愿意提点不同的意见,用尖刻的话刺痛一下作家,该好好珍惜才是。被批评的作家,愿意亲自上阵奋起回击就反击,不愿受累说话就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吧,如果这点胸怀也没有,只能说,我们的作家被吹捧给惯坏了。

 

    文学批评很可能对作品造成误判,但却很少会对一位作家形成污蔑。说一个厨子做菜不好吃是因为他长得难看,这是胡搅蛮缠式的批评;但批评一个厨子做菜难吃,这毫无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刊媒体上有关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的笔战不断,这并没有把天才作家逼疯,反而“逼”出了诸多优秀作品。文学的繁荣必然伴随着批评的繁荣,如若连批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衡量文学自身斤两就失去了标准。

 

    《收获》主编的这次微博表态,除了能吸引一点眼球外,于提升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毫无帮助。真想反驳,大可以拿起笔来与批评家对战,这样反倒可以帮助读者认识到,作家的天才究竟体现在哪里。

 

    而反观《文学报》总编辑陈歆耕的表现,也有点令人失望,他其实完全不必说“新批评”栏目“不代表本刊立场”,而应该力挺撰写批评文章的作者。批评,需要勇气,需要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担当,只有如此,“文学批评”这一快要消失的文体才有望再度活跃。

 

    《收获》主编批评《文学报》的这场“口水风波”的唯一好处是,制造了一个文化话题,给了大众媒体关注文学批评的一个借口。但如果“文学批评”这一文体要靠此类“口水战”才能引起舆论的关注,那才是更大的悲哀,因为,真正值得文学界人士讨论与反省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是如何逐日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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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韩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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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散文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出版有《写给大话时代的告别书》《一个人的森林》《爱如病毒,喜欢潜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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