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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于中国人一直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羞于表达爱使得人们的情感难以得到有效的沟通。一些时候，恨反倒比爱更能交代清楚亲情或爱情关系。在社交媒体上，“爱”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泛滥的符号，但在现实生活里，爱依然处在一个缺失或者空洞的状态。这让人颇觉得无奈。
想到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季羡林遗物案上周再次开庭了。自2009年季羡林辞世后，与其遗产有关的纠纷一直没有停歇。2016年5月，季羡林之子季承将存放了季羡林物品的北大告上法庭，要求北大返还，一审判决驳回了季承的全部诉讼请求。从辞世到今天整整八年，一次次被推到舆论风口的季羡林，还在承受着世人复杂的眼光打量。
公众心目中有两个季羡林。一个是那位《怀念母亲》《夹竹桃》《永久的悔》等诸多文章被收进教科书、一生翻译与创作出版了诸多煌煌大著的大师季羡林；一个是那位随着遗产争夺案一起不断被曝光家庭生活的平凡老人季羡林。隐私一次次见诸于媒体，不会磨损季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辉煌，但却一度让这位真正走上大师殿堂的文化巨擘，暴露了在家庭生活中的脆弱一面，这恐怕是所有尊重他、爱他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季承曾出版名为《我和父亲季羡林》的图书，将父亲形容为“一个人生失败者，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书中还写到诸多类似于这样的细节：“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了一瓢水去冲手，使我感到很新奇。但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父亲的冷漠让一个儿子的积怨在成年之后爆发，父子两人曾13年没有见面，这种人伦悲剧的发生，其实无外乎一个字，“爱”。
打官司很容易为季承赢得同情，一方面有“子承父业”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公众的“补偿心理”也会倾向于季承的利益。缺乏“父爱”的季承，表面上看是在“索要”父亲的财物，但暂且放下法律条框、人伦情理，单从情感深处去分析，这何尝不是一个儿子在向父亲“讨要”欠缺的父爱，在民间，类似的父子恩怨比比皆是。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叫“缺爱的一代”，60后、70后们纷纷自称是“缺爱的一代”，甚至一直被认为在溺爱中长大的80后、90后也认为自己“缺爱”……其实向前追溯，生于1911年的10后季羡林那一代，才是真正“缺爱”的源头。他生于乱世，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给他所留下的印象是“荒唐离奇”，与母亲早早分开，青年时代颠簸流离，娶妻时娶了一个不爱的女子，虽然贵为“大师”，但情感体验的匮乏，以及现实生活缺乏真实情感的灌注，才是造就季羡林所谓对“亲情冷漠”的真正原因。
对亲情冷漠，是一个时代留给知识分子的集体烙印。作家老鬼在《母亲杨沫》中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杨沫，在父亲打骂时添油加醋，说老鬼的《血色黄昏》是大毒草，给北大写信检举自己的儿子。类似的事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并非个例，许多人忙于处理时代伤痕，无暇顾及亲人感受，或者寄情于创作，把所有激情都用于学术钻研，亲情无形中变得如同炭火，触碰一下也会被灼伤。
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女儿、婶母、妻子去世之后，季羡林都没有去参加她们的葬礼，但却分别写了散文作为悼念，也许只有在文章里表达情感才是安全的，不用那么直接地揭开陈年伤疤，可以用文字去修饰残破人生的裂痕。
作为局外人，关注季羡林先生家庭的私人生活，应有悲悯之心，他们个人或者家庭的命运，在放大或缩小之后，都会投射到万千家庭那里，只是普通家庭的隐伤，就算暴露后也会很快自我愈合于无声当中，而季先生作为极富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不得不承受舆论的点评，却是无法躲掉的命运。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杜绝八卦之心，把季先生放在时代命运的大背景下去打量，或会理解、体谅这位文化老人的悲伤与无奈。
走出季先生的家庭故事，再跨越60后、70后、80后这三代人，在90后、00后、10后这三代年轻人当中，应当是不缺爱的，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已经逐渐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去爱，上面几代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已经逐渐学会了如何科学地面对以及解决爱的难题，况且，当下的青少年群体，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了解了更多的事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远比我们想象要独立得多——而独立，恰恰是懂得爱的前提。
有句话这样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时间”，从不懂爱、缺爱到拥有爱、运用爱，何尝不需要花费三代人的时间？值得欣慰地是，缺爱的年代一去不回，爱也剥离掉了附加在它身上的诸多条件，在这个时代处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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